2021金吾伦先生逝世纪念专辑
2021金吾伦先生逝世纪念专辑
怀念我的恩师金吾伦先生
刘钢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
转眼之间金吾伦先生已经离开我三年了。我一直在思考如何写好一篇他生前对我的栽培和提携的报恩文章。经过一年多的时间,终于完成了。
一、我与金吾伦先生的初相识
我最初知道金吾伦先生并非面对面的,而是我为他翻译的《发现的种子》写了篇书评。从那时起,我便对金先生就有了初步的印象。所以说,我认识金先生理应从30年前开始。
我当时在中国科学院武汉数学物理研究所工作,是《数学物理学报》英文版的编辑。由于我多年自学英语,1978年,我到武汉大学英语系考到了一纸所谓的“同等学力”的证明。
1989年5月,在华中师范学院(现在叫华中师范大学)召开过全国科学哲学会议,我也参加了。在那次会上,我结识了中国科学院科学史所的董光璧先生。他嘱咐我要关心计算机的发展,说不妨购置一台机器。
我接触计算机和网络比较早。用家里的电话与在美国的胞弟通过计算机联网交流。那时的互联网还没商业化,依然在NSF手中,但大学和科研机构都可以随便用。当计算机屏幕横向分成两半时,我一下子愣在那里。直到对方敲击键盘和我打招呼,我这才醒悟过来。后半生就从事这方面的研究,我暗暗下定决心!可是机会呢?没有机会光有激情那只能是一厢情愿而已。
任定成先生是我当年我在华中师范学院的好朋友。以前我们常来常往。但是到了90年代初叶,却未见他的动静。1994年的一天,他突然来到我家。我惊诧地问,你去什么地方了?他说到北大读博士了。我说你在华师都是特批的副教授了,还要那个博士有意思吗?他给我讲,以后像他这样的人,要想继续在高校很难。他的话给了我很大的震动。
二、机缘巧合下,成为金吾伦先生的大弟子
任定成告诉说,社科院哲学所的金吾伦先生要在1995年招博士,但他有两个要求。一是要会外语;二是要懂计算机。我恰恰符合金先生的这二个条件。
通过任先生的引荐,我终于在1994年见到金老师本人。1994年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折点。那时我已经40岁,但我还是选择1995年来北京跟随金先生读博士。1993年美国克林顿当局出台了“国家信息基础设施”(简称NII,俗称信息高速公路)建设计划。社科院非常敏锐地察觉到,这是对未来社会有巨大影响的一个事件。于是社科院便开始立项,专门对其社会影响进行研究。
金老师当时正在担纲社科院的课题《信息基础设施对社会的影响》的研究工作。这在我国是第一个国家级关于这个领域的STS重大研究项目。他1995年开始招博士,于是我就考了他的博士生。1994年我曾两次来北京,一次是到金老师家正式拜师并加入课题组,二是到社科院研究生院“探班”,准备1995年春天的考试。
此前我一直被自己的学历所困扰,正好有来北京读博士的机会,我一定主动抓住金老师给我的这个机会。最终我获得博士学位并留在哲学所工作。可以说没有金老师收我做博士生以及为我留在哲学所工作所付出的努力,今天我会是什么样子,连我自己都无法想象。正是金老师对我的呵护和照料,不仅让我获得博士学位,而且还有了比较稳定的后半生的生活。所有这一切,可以说是无法用言语形容和表达的。
三、做课题,指引我前方的路
《信息基础设施对社会发展的影响》这个项目最终形成两个成果,一个是为中央办公厅提供的政策报告,为我国发展信息高速公路事业提供了理论支撑;一个是《千年警醒——信息化与知识经济》的著作,该书被社会科学文献收入《二十一世纪丛书》,并于1998年10月出版。
金吾伦先生对我的要求极高,容不得半点马虎。在和金先生读书的日子里,我的英文派上了用场。首先就是为课题查阅各种最前沿的国际资料。当然还有计算机的应用,因为课题过于超前,国内的资料相对缺乏。只有在网络上寻觅。我这才领悟到他招博士的两个条件的意义了。
我在中国科学院工作时,曾做过将近20年的英文版《数学物理学报》编辑。那么在金先生的课题结项专著中,我便选了“电子出版”一章。因为从我的理解,未来电子出版肯定会占出版的主导地位。我在那一章的写作上,还是下了大功夫的。我希望通过这个专题研究,为我的博士论文做过铺垫,说白了就是弄个提纲。那一章的字数差不多有1.5万字。金先生对我的工作非常满意,认为我不愧是当过编辑的人。
按理说,他应该让我沿着电子出版这条道路继续走下去!可后来他却明确地告诉我,不允许从他那个课题中选择我的博士论文题目。当时听了他的这句话,我简直就懵了!当时我还做着美梦,沿电子出版的路走下去,毕业后回中国科学院工作,自然会成为这个方面的专家的。
四、我的博士论文选题另起炉灶
金先生是位哲学家,他也要把我培养成哲学家,而非出版人!他这样做是有道理的。作为一位哲学家,他必须关心现实世界所发生的种种前沿现象。我对金先生的这一理念深有体会,这是哲学家的社会责任。可是完全从纯哲学方面讲,他并不希望他的学生一开始就关注现实。现实问题纷繁复杂,不是一篇博士论文所能涵盖的。他要求我一定要打牢哲学的基础,这样才不愧为他所培养出的学生。
我只有另起炉灶了。他说做什么都行,只要不出科技哲学这个圈。我想在我随从他做课题的三年左右的时间里,他认为我不是一个什么都不懂的毛头小伙子,对我“画地为牢”反而影响我的发挥。这才是他对我培养的真实理念!
我没有读过硕士,但我却写过一篇不是硕士论文,但胜似硕士论文的文章,“佛郎机火铳初传中国的时间考”。那完全是科学史中的一个小小的考据性商榷文章。时任《自然科学史研究》主编,也写过类似的一篇文章,我发现他结论未必正确,认为这里面有文章可作。那么我便开始进行仔细的研究。就在写那篇文章的过程中,我学会了什么是有意义的学术论文。根据我过去的经历,我似乎感觉到我有能力写出博士论文。
五、“小题大做”成为博士论文的关键
金老师告诫我,不要选大题目。从小处着手,从大处着眼。这样才能出好的成果。并提醒我,题目大了,漏洞必然也就多。最后自己立论不成甚至前后矛盾。可小题目呢?那就大不一样了,由于题目小,考虑得就要周全许多,而且也不容易出纰漏。
但具体落实到我的博士论文上,究竟什么是那个我能做的“小题”呢?想了许久,我认为跟随金先生数年,不就是从“信息高速公路”开始的吗?“高速公路”或“基础设施”大家都懂。但“信息”却为被完全澄清。我国1978年版的《辞海》中,竟然还没收入这个词!可见这个概念是多么新,我们根本就未能正本清源。
对“信息”这个概念做深入探究,便是个“小题”,如果有所突破,这对理解“信息”就是非常有意义的了。信息的哲学探讨在国际上早就存在。而我国对其研究则比较晚。我们对于信息的哲学研究并非从香农的信息论开始,而是始于维纳的控制论。所以这个研究进路便不同。因此我不能按照我国传统的老路走下去,要另辟蹊径。
此前我长期从事翻译工作,手头有好多各语种的词典。那查词典对我而言还不是问题。所以我的博士论文就是以英文Information一词展开。条分缕析,把关键的部分集中在Information的分析上,由表及里,由浅入深,掰开揉碎,反复比较。就围绕这个词差不多就把论文的主要部分搭起架子。终于完成了10多万字的博士论文,《信息化的哲学基础》,并顺利通过答辩。
六、留所工作,金吾伦先生为我竭尽全力
毕业后金吾伦先生希望我留在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工作,这着实令我我感到意外。回家跟夫人商议,她经过反复的考虑,最终同意了。她从小在北京长大,发小基本都在北京,于是就决定进京度过我们的后半生。
我同意留在金先生身边工作。可那时我已经44岁,年龄更没有优势可言。金吾伦先生也知道,把我留下来的确很难。那年留所指标只有一个,有二个人提出要留所。这可把金先生难住了。可是他并未知难而退,而是用尽他所能调动的一切能量,尽了他最大的努力。为我留所工作操碎了心,费足了劲。
苍天不负有心人,最后由我的学长出面劝说我那位同学,中南海也要人,干脆你去那边吧,反正都是搞研究。这场关于我留所的问题终于解决了。曾记得事情办妥后,师母告诉我,你师父为你留所可是费了大劲了。师母的这句话表面上轻飘飘的,可我作为一个中年人,自然听出了金先生为我留所是费了多大的周折。
毕竟1998年的就业形势已经开始有些严峻了。我也简单地回答师母说,我知道!其实我这三个字的意蕴包含着以后要为金先生“赴汤蹈火”。同时也终于明白了当年他为何不让我从他的课题中选题的重要意义。如果我没有做哲学,估计金先生再怎么费力,我恐怕也无法留所工作。
七、要面向国际学术界
毕业留所工作后,我就一直跟随金先生干各种课题。由于他在社会上的影响力,从科技部等单位常常能拿到各种课题,我也协助他的工作。当时我住在通县华兴园的集体宿舍。就在那种情况下,金先生还是要求我继续跟踪国际动态。我是新人,要想打开局面就不能只把眼光盯着国内。社科院哲学所的一大任务就是发现国际上新的研究动态。
金吾伦先生2001年退休,新任命的研究室主任也调走了。于是所领导便让我负责研究室的工作。我在跟随金先生干课题的几年里,我时刻关注国际上信息的哲学研究方面的动态。在2001年底,我在网上发现了旅英意大利学者Luciano Floridi的一篇文章,“什么是信息哲学”。当时由于跟随金吾伦先生干课题,虽然看了该文几遍,但也没有太往心里去。
当我负责科技室工作后,我必须为研究室的学科建设贡献力量。后来我看出来,这是国际哲学界关于信息的哲学研究的新动态。我马上写了“当代信息哲学的背景、内容与研究纲领”一文,发表在2002年第2期的《哲学动态》上,这篇文章是我国第一篇介绍国际哲学界关于信息的哲学研究的趋势性文章。
我又回过头来仔细研究那篇“什么是信息哲学”的文章。发现它堪比维也纳学圈重要成员费格尔所写的“逻辑实证主义:欧洲的一个新哲学运动”的宣言性文章。
八、对国际信息哲学进行深入研究
我把发现“什么是信息哲学”这篇文章的事情告诉了金先生。他非常高兴,让我继续对其进行深入研究。他告诉我,你外语好又相对年轻,要格外珍惜把握到的机会。2002年春节期间,我边翻译边研究,发现这不只是个信息的哲学研究问题,而是围绕着“信息”,建立的一门新的哲学学科!在关注国际动态上我能见到这么大一块资源。
过完春节回到所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到《世界哲学》的编辑部。把我翻译的稿件给他们,希望能尽快将其刊出。同时写出“从信息的哲学问题到信息哲学”一文,刊发在2003年第1期的《自然辩证法研究》上。这是我国学者撰写的首篇研究性质的文章。从此“信息哲学”,而非“信息的哲学问题”便在中国诞生了。从某种意义讲,这也是金先生要一个会外语的学生的良苦用心吧。
Luciano还主编出版了《计算与信息哲学导论》一书书。我马上请商务印书馆买下版权,由我领衔将其译成中文。一共经过五个年头,该书终于在2010年分上下两册出版。比山西大学领衔翻译的著名多卷本《科学哲学手册》中的《信息哲学手册》早问世整整五年。
在2008年通过中国科学院与英国学术院的官方协议,把Luciano请到中国。分别在北京和西安两地做了五场学术报告。为我国信息哲学的下一步发展进行了“活生生”地布局。从2001年到2010年这10年中,我的主要任务都放在信息哲学的翻译和研究上。尤其是我自己的独立研究更是富有特色。
九、强调术业有专精、理论有创新
我从2001年左右开始研究国际上新兴起的信息哲学。至今差不多有20年的样子了。2008年国际上信息哲学的创始人Floridi来华所做的第一场讲演在哲学所,题目是“理解第四次革命”,目前我们用的计算机,就是图灵机的的物理外壳。
“第四次革命”很有时代感,因为现在计算机可谓无孔不入。可是我又觉得缺点儿什么,也就是说,他所谓的“革命”不够大气。完全拘泥在图灵身上似乎抹杀了其他学者的贡献。由于他是讲的是信息哲学,那么讲哲学应该从哲学方面讲,不能只讲逻辑学。我就提出了信息哲学的问世是一种大的哲学传统的转换,这种传统就是形式传统。后来我又觉得我这样做似乎还不行,不足以将中国的贡献完全体现出来。
莱布尼茨曾见到过法国来华传教士白晋送给他的邵雍的六四卦方圆图。那我为什么不从邵雍开始讲呢?于是我就提出了邵雍-莱布尼茨-布尔纲领。这样就把中国的理论贡献凸显出了。尤其是把邵雍和布尔打通,是很有意义的。我提出过模态信息论和计算结构论。这就是我的理论创新。模态信息论曾在多个场合讲过。专业人士能明白我讲的是什么。我曾在斯普林格所办的英文版《中国哲学前沿》发表过一篇文章,“信息哲学与未来中国科学技术哲学的基础”,其中重点讲了这个问题。国外学者对我的理论非常感兴趣。俄罗斯科学院主办的《哲学问题》在其创刊60周年之际,俄罗斯学者专门到哲学所找我,希望我同意发表在《中国哲学前沿》英文版上的那篇文章翻译成俄文刊出。
十、嘱咐我不要给柏拉图做注脚
英国哲学家和数学家怀特海曾说过,“整个西方哲学史不过是给柏拉图做注脚”。金先生对这一点大不以为然。他自己的《生成哲学》就是根据老子的“道”展开的,而不是从柏拉图开始。所以他对我也特别强调,要有自己的特色,不去给柏拉图做注脚,要给中国的哲学家做注脚。
还是要回到我的理论创新的工作上。模态信息论只是讲了信息这部分,可以说半脱离了柏拉图的注脚。可是计算结构论基本就是提出个名称,没有做具体的工作。由于没有这部分的工作,我提出的形式传统,在哲学上就不能完全立住。布尔代数与中国一点儿关联都没有。如何将邵雍的先天易图与布尔代数联系起来?我这几年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如果这个问题得以解决,就彻底不去为柏拉图做注脚了。
把先天易图与布尔代数链接起来的数学工具是格论。我构造出的偏序集哈斯图恰好就是格论中的布尔代数。这个跨度有1000多年。2017年底,我在《哲学动态》发表了一篇文章,“论先天易图与布尔代数的等价性——从格论的观点看”,把形式传统的根彻底回溯中国。一方面把计算结构论的内容阐释清楚,另一方面满足了金吾伦先生要我不为柏拉图做注脚的嘱托。有了上述工作,我申请到了社科院2021-2022年度的课题,《中国文化与信息哲学研究》。
都说一个人要有点儿成就,需要几个条件。第一、三分才华;第二、六分运气;第三、一分贵人。尤其是一分贵人,更是在你关键的时刻让你的才华和运气发挥出来的不可或缺的人物。而金吾伦先生就是我这一生所遇见的贵人!我有幸碰到了金先生这样一位好师长,可以说是我最大的福报!转眼之间,金吾伦先生离开我三年了。这篇文章我简单回顾了他生前对我的影响和教诲。
2021年1月19日
2021年1月20日 星期三